文章介绍国际液晶界(1978—1990)的情况和国际液晶学会成立过程(1987—1990)的个人经历。创会过程与许多其他学术团体不同，但与其他历史事件一样，它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结合的结果。

  图1 左：Glenn Brown；中：肯特液晶研究所(1965年)；右：第1届国际液晶会议(1965年)的会议议程封面

  那一年是1965年。Glenn Brown(1915—1995)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一所独立的大楼内，建立了液晶研究所(Liquid Crystal Institute，LCI)，并在该大学组织了第1届国际液晶会议(International Liquid Crystal Conference，ILCC，图1)。同年，我从香港大学毕业，飞越太平洋，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涯，时年20岁，是我第一次飞出香港(图2)。

  在1965年的第1届ILCC中，有两个组织委员会：规划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。“规划和指导委员会”(PSC)这个名称于1968年首次出现在第2届ILCC中，也是在肯特。请注意，Brown是两次会议的主席，他是ILCC系列会议的创始人。1965年开始在肯特州立大学工作的Bill Doane说：“一开始，液晶材料的研究人员很少，PSC向任何他们能够依靠的人开放，以完成建立和发展这个组织所需的工作......George Gray、Chandra与Glenn Brown在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密切合作。”

  多年来，PSC有所扩大，并在将液晶确立为研究领域和专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其历史上的一个分界点是1980年，而Brown在1970年代开始患有帕金森病，辞去了PSC主席的职务。他的继任者是George Gray(1926—2013)；四年后，他将主席职位传给了拥有英国博士学位的Sivaramakrishna (Chandra) Chandrasekhar(1930—2004)。不过，Brown仍然留在了PSC。从我在1980年代作为PSC成员所能收集到的信息来看，显然，Gray和Chandra对PSC的未来有着与Brown不同的愿景。请注意，在PSC存在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(1965—1990年)，它的唯一工作是每两年为下一个ILCC选择一个地点。此外，PSC是一个有点封闭的组织：没有能申请加入的会员制，只有受到PSC邀请才能加入。

  多年来，特别是在1970年发明扭曲向列相液晶显示器之后，液晶行业的规模稳步扩大(表1)。但PSC的结构和职能保持不变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满情绪都出现了。许多国家的液晶专业技术人员认为，他们没得到各自科学界的应有关注，液晶方向新博士的工作数量下降得非常快。

  我参与液晶研究始于1972年，这是我在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做博士后的第一年。在1973年的Les Houches分子流体暑期学校，我听了Pierre-Gillesde Gennes(1932—2007)和Bob Meyer的讲课，并结识了法国奥尔赛的Roland Ribotta，然而，一直到1978年1月我回到中国参加工作，才开始与液晶行业有所接触。

  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做研究。该研究所是中国顶尖的科研机构，我的五位同事(李荫远、蒲富恪、郝柏林、于渌、王鼎盛)后来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(图3。2007年，于渌还获得了美国物理联合会颁发的Tate国际物理学领袖奖章)。根据客观情况，我选择了液晶作为我的研究领域；我是当时唯一获得政府认证的液晶物理学博士导师。当时中国的液晶研究人员很少，清华大学的液晶小组就在附近，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合作，并于1980年夏天与清华大学的谢毓章、赵静安、阮亮共同创立了中国液晶学会。

  图3 1978年8月，林磊和物理所的两位同事在庐山(从左至右：于渌、林磊、王鼎盛)

  1980年对中国液晶界来说至关重要。我率领代表团参加了6月30日至7月4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8届ILCC，这是该系列会议第一次有中国大陆液晶科学家参加。京都会议结束后，Chandra和Sven Lagerwall访问了北京，并出席了中国液晶学会(CLCS)的成立仪式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液晶学会。

  在1980年9月4日，肯特州立大学的Adrian de Vries在给我的一封贺信中表示，“也许现在会有更多的国家效仿，也许国际规划和指导委员会(PSC)也会以更正式的方式进行重组”。后来它确实以这种方式发生：英国液晶学会于1985年成立，PSC在1990年不太情愿地转变为ILCS。然而，当我在1987年发起ILCS时，deVries的信并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而是由其他事情引起的。

  1980年9月，法国奥尔赛的液晶“四人小组”在中国巡回演讲(图4)。1982年，在研究向列相中的传播孤子期间，我预言了碗形液晶(Bowlic)的存在——液晶的第三种类型。

  表1 1965—1990年在前13次ILCC上发表的论文数量(数据来源于1990年在温哥华举行的第13届ILCC日程书)

  1980年代的液晶行业并不大，只有几百人(表1)。通过互访和参加像ILCC这样的会议，彼此认识，我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朋友。

  女科学家是我钦佩和同情的人群之一，因为与男性相比，她们必须克服更多的障碍才能取得专业成就。他们在科学界的代表性不足，尤其是在物理学领域。由于液晶研究涉及化学、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跨学科性质，因此有相当多的女科学家也就不足为奇了，至少对我而言。不寻常的是该领域有众多杰出的女性液晶物理学家，包括Agnes Buka(匈牙利)、Shu-Hsia Chen(王淑霞，中国台湾，图5)、Patricia Cladis(美国)、Flonnie Dowell(美国)、Elisabeth Dubois-Violette(法国)、Anne Levelut(法国)、Ru-Pin Pan(赵如蘋，中国台湾)和Xiao-Wei Zhuang(庄小威，美国)。

  图5 林磊在台湾新竹王淑霞的实验室(1991年7月)。从左到右：沈毓仁、陈威州、林磊、梁宝芝、王淑霞、韦忠光、陈庆逸(陈政嵘)。这五名学生最终都获得了博士学位

  在这份名单中，赵如蘋是唯一一个与我共同发表过(两篇)文章的人。1994年，庄小威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沈元壤读研究生时，在Budapest举行的第15届ILCC上做了关于液晶光学的报告。她于2003年获得麦克阿瑟(天才)奖金，是哈佛大学的教授。

  Mireille Delaye(1951—1987)不属于这个熟人名单。我只见过她一次，发生在我某次访问奥尔赛的期间。她实验室门是开着的，我主动进去和她聊了几分钟，聊了她正在做的实验。她年轻、优雅，显然很聪明。Delaye因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的工作而享誉国际，该研究表明结晶蛋白的短程序解释了眼球晶体的透明度1）。

  几年后的1987年7月，在前往波尔多参加液晶高分子会议的途中，我再次在奥尔赛停留。我问GeorgesDurand关于Delaye的事情，被告知她已经去世了。震惊之后，是悲伤和失望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呢？我的回答是，液晶行业缺乏像Physics Today这样的出版物，其中每期都有讣告部分。为了向液晶行业提供Liquid Crystals Today，我们首先需要一个能够出版它的学会，也就是说，需要有国际液晶学会。此外，一个我们液晶学家可以称之为我们自己的国际学会早就该有了。

  对我来说，组织一个国际学会并不难。我以前组织过很多事情：群众组织(华埠食物合作社)、街头(保钓运动)、中国液晶学会、学术丛书(施普林格出版的Partially Ordered System，偏序系统)和研究小组(在北京和圣何塞)。此外，我曾在欧洲、美国和中国工作过，于1984年被接纳为PSC成员，并在全球参加了足够多的液晶会议，使我几乎认识了该领域的每个人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。

  从理论上讲，在1987年如何起步，有两种可能的方法：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。自上而下的方法简单明了。作为PSC成员，我可以去找PSC主席，说服他ILCS是个好主意，而且是及时的。如果Glenn Brown仍然是PSC主席，这将起作用，因为他会马上同意，那么我们将在1988年弗莱堡(Freiburg)举行的第12届ILCC上成立ILCS，即发现液晶的一百周年。不幸的是，在这一节点上，Brown不再是主席。

  自下而上的方法令人兴奋，但又很激烈，就像起义一样。为了保证成功，我决定采用混合方法：首先是自下而上，然后是自上而下。具体来说，我会从液晶行业获得足够的支持，在弗莱堡举办群众大会以听取群众的意见，然后要求PSC将自己转变为ILCS。第一步进行得很顺利，然后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  事实上，在1987年底，我非常乐观，以至于在给第12届ILCC科学委员会主席Horst Stegemeyer的一封信(1987年12月29日)中，我说：“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似乎很有可能明年在弗莱堡成立该学会。我认为应该尽早提醒会议委员会注意这种可能性。”

  1988年3月2日，我通过邮件联系了一组选定的液晶同行，包括所有现任PSC成员。每封邮件包含四份文件：(1)一封说明信，解释为什么应该成立ILCS，并敦促收件人将文件复制并分发给他们的同事；(2)一个名为Act I (第一幕)的页面，阐述我对ILCS的看法；(3)Bill Doane支持信的副本，以及(4)一份调查问卷，要求收件人对ActI中阐述的想法发表意见，并可在该页背面添加评论。

  Act I (1988年3月2日)详细介绍了我对ILCS的愿景。除其他事项外，还建议ILCS应出版一本杂志(以PhysicsToday为蓝本)，指出通过扩大PSC来组建ILCS是最实际的方案(尽管在战术上还列出了另外两个选择)，并建议于1988年8月在弗莱堡成立ILCS。

  截至1988年5月25日，我收到了来自14个国家的61份回复，其中包括来自11个(9个现任和2个前任)PSC成员的回复。有些答复很简短，而另一些答复则详细阐述了深思熟虑的评论。所有人都同意成立ILCS；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它在第12届ILCC上成立(有一个例外)；所有人都希望通过扩大PSC来形成它，但有一个例外。肯特州立大学的Mary Neubert是那个例外，她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。她补充的评论(就像来自纽约客一样)脱颖而出，贴近我的心。她全文写道：

  “我希望看到一个群众大会(很可能是在会议上)，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开放地让每个人进行讨论，这样我就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。像这样的书面调查不提供这种反馈。我认为应该让(ILCS)会员选出主席团成员，并对如何运作有一定的发言权。(目前的)PSC委员由参加(ILCC)国际会议的人选出，而许多人无法参加这些会议或特定的会议。(ILCS)成员应该有机会通过邮件投票并选择小组的组织方式。但是，在我做出决定之前，我想先听听利与弊。”

  Neubert在一个方面是错误的：也许除了ILCC第1届和第2届，PSC的成员并不是由参加会议的人选出。事实上，根据我1980年以来的个人经验，它是由已经在PSC中的人邀请进去的。

  不过有一个问题。在Act I 的回应者中，值得注意的缺席者是George Gray和Chandra，他们是PSC的前任和现任主席。为了能继续催生ILCS，我总结了61份对Act I 的回复，写在一页名为Act II (1988年5月25日)的页面上，我在其中写道：“这里准备了一封简短的声明，作为致弗莱堡会议参与者的公开信，并将在会议报到登记期间分发给所有人(当然，假设会议组织者同意)”。声明以我和61名回应者的“签名”结束。回应者被允许从这封公开信中撤回他们的名字，但他们都没有这样做。

  Act II 被发送给所有寄回问卷的人。同一天，我给Chandra写了一封信，抄送给所有PSC成员，并给第12届ILCC秘书G. Baur写了一封信。具体而言，我向Chandra建议，鉴于基层的强大支持，PSC“应该开始讨论该提案及其在组建国际液晶学会方面的立场”。我还提议，PSC应该在弗莱堡会议开始前的周日举行一次会议。在写给Baur的信中，我说：“我认为在弗莱堡召开的会议期间，让与会者就此事召开讨论大会是有道理的。因此，我要求在会议期间在弗莱堡保留时间和空间。”我没有正真获得Chandra和Baur的回复。我和61名ActI回应者都被忽略了。

  第12届ILCC定于1988年8月15日至19日举行。Chandra写给PSC成员的一封信(1988年7月14日)终于到了。它包含PSC在弗莱堡举行的下一次会议的暂定议程，该议程由五个项目组成。在第4项“选举新成员以取代即将卸任的成员”中，写道“1984年当选为主席、任期4年的S. Chandrasekhar计划在弗莱堡会议结束时卸任”。(是因为PSC在1980年京都会议上主动宣布PSC成员只能连任8年，而Chandra已任了8年。)在第5项“来自林磊教授的提案：成立国际液晶学会”中，Chandra指出：“似乎许多科学家都赞成这个想法。这是一个需要详细讨论的重要问题......请IPSC(即PSC)成员认真考虑此事，并在会议中发表意见。”

  关键时刻马上就要来临。1988年8月16日星期二下午3点，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密室里，PSC举行了商务会议(按照传统，每两年在ILCC举行一次)。Chandra宣布会议开始后，Gray马上说：“让Chandra继续担任下一任主席。”就是这样，Chandra现在是我们未来两年的“新”主席。很快，我提交了(由62人扩为82人)签名的请愿书(图6)，并建议将PSC转变为ILCS。Gray立刻问道：“PSC成员会怎么样？”我的回答：“他们将成为新的ILCS的董事会成员。”之后该提案未经进一步讨论就获得一致通过。突然间，我恍然大悟，Gray和Chandra本身并不反对ILCS，只是取决于谁来领导它。显然，与Neubert和我不同，他们不喜欢群众大会。

  图6 请愿书：1988年8月16日(PSC开会那天)之前在弗莱堡举行的第12届ILCC上分发的传单，有82名签名者

  PSC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小组委员会，负责制定转型。Chandra在第二天向与会者宣布了这一决定。8月18日，我被要求起草章程，因为小组委员会中无另外的人愿意这样做。11个月后，即1989年7月15日，章程完成。我在ActI中提出的一切主张都包含在内，包括一本名为 Liquid Crystals Today的官方杂志。特别是，章程规定，在学会的头两年，董事会(管理机构)应该由PSC的现有成员(正如我向Gray承诺的那样)和PSC任命的其他个人组成。在这一点上，它不是一个群众组织。但至少，人类能在它成立后申请加入，并在两年后竞选会长。当然，还有别的规定。

  1990年7月22日至27日，由Peter Palffy-Muhoray主持的第13届ILCC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行。我发现了自己25年后回到了母校，时年45岁。

  在温哥华，在ILCC开始之前，Chandra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他的愿望。这是我俩之间的对话：

  我从未想过要当会长；当我开始发起成立ILCS这场运动时，我也没有想过要当会长。我只是为Mireille和液晶行业做了这件事。

  现在我们应该一位副会长。Chandra和我都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人选。于是，我们站在会议食堂门口，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们，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。五分钟后，对话是这样的：

  这可能是真的，我的言行举止更像一个纽约客，而不是一个中国人。幸运的是，在这一时间点上，我们正真看到 Martin Schadt 正在接近食堂。就是他了！我们提出后，Schadt欣然同意担任副会长。

  随着章程的批准，PSC自行解散，ILCS成立。我担任会议委员会主席，该委员会接管了PSC的工作——每两年选择一个ILCC会议地点。7月27日，在ILCC闭幕式上宣布了新的ILCS，并邀请人们参加。因此，ILCS正式于1990年7月27日在温哥华诞生。它从22名成员开始(20名PSC成员加上两名新行政人员：副会长Schadt和秘书David Dunmur)。顺便说一句，他们也是董事会成员。

  终于，工作完成了。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，除了一次群众大会和在1988年成立ILCS的愿望，这也许让Friedrich Reinitzer(液晶发现者)感到失望。我筋疲力尽。我想念Glenn Brown。

  成立国际液晶学会可能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是，偶然性以其特殊的形成方式发挥作用，就像在其他历史事件中一样。这个时机是由一位法国女科学家的突然离世引起的。

  国际液晶学会是一个受法国人启发、由中国人发起的真正国际群众组织。肯特的液晶工作者为帮助它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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